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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有一部书

发布时间:2020-05-21 20:35:58 编辑:笔名

  有一部书,曾在特殊的年代,几乎人手一册; 0年来,它饱受非议;但在问世的 8年后,却入选《中国图书商报》“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”首批书目。这部书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封笔之作——《李白与杜甫》。

  日前,有出版社不避争议,毅然将此书再版重印,书未问市,即引起多方关注。在唐诗方面颇有研究的丁启阵闻知此事,率先发难,一篇《:第一流氓才子书》的博文,激起近20万点击。

  《李白与杜甫》是奉迎之作吗

  长期以来,《李白与杜甫》被打上奉迎之作的标记,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说来源。

  话说上世纪70年代末,钱钟书出访美国,遇到阔别40年之久的夏志清。夏当时已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有力者,其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,一举将钱钟书、张爱玲、沈从文抬到与鲁迅齐名的地位。夏在《重会钱钟书纪实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(《李白与杜甫》),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钱钟书言,毛泽东读唐诗,最爱‘三李’——李白、李贺、李商隐,反不喜‘人民诗人’杜甫,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。”

  也许说者无心,但听者却有意。自此以后,郭沫若此书扬李抑杜是迎合伟人的说法广为流传,且根深蒂固。

  然而,据文史专家桑逢康说:“迄今为止,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,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《李白与杜甫》,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旨意。”(见《文学自由谈》2005年第2期《郭沫若人格辩》)

 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也说到此事:“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,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,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。”

  郭平英的话是有根据的,因为郭沫若在写《李白与杜甫》之前早已留下言证:

  “唐诗中我喜欢王维、孟浩然,喜欢李白、柳宗元,而不甚喜欢杜甫,更有点痛恨韩退之。”(郭沫若《我的童年》1947年)

  从以上材料来看,即便钱钟书的说法不是无根之谈,至少也是对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。所以,今天的读者重温这部著作,首先就是要抛弃这一成见。

  《李白与杜甫》与郭沫若晚年心境

  《李白与杜甫》最受争议的话题是郭沫若在书中旗帜鲜明的“扬李抑杜”。郭沫若生前就有很多读者十分不解。为什么曾为杜甫草堂题写下了“世上疮痍,诗中圣哲;民间疾苦,笔底波澜”的郭沫若,会在书中大肆贬低杜甫?

  郭沫若在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的信里说:“杜甫应该肯定,我不反对,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‘圣人’,当为‘它布’(图腾),神圣不可侵犯。千家注杜,太求甚解。李白,我肯定了他,但也不是全面肯定。一家注李,太不求甚解。”

  这封信写得很简短,并未做过多的解释。直到1994年,著名文学评论家刘纳一篇《重读》才让世人猛然醒悟,原来郭写此书别有怀抱。

  刘纳的文章用充满同情理解的笔调写道:“李白62年生命中,足以吸引郭沫若探寻兴趣的究竟是什么?按说,郭沫若所瞩目的该是李白那不世出的才情,但是,《关于李白》却并非以考察李白诗歌的成功为主线,相反,作者将大部分篇幅用来叙述李白在政治方面的‘失败’……很明显,作者论述的重点在人生而不在诗。当郭沫若以悠远的遗憾和强烈的不平感叙说一个成功诗人的‘失败’的人生故事,他的思考牵连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题目:中国诗人在诗与政治之间的徘徊。”

  其实,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,郭沫若笔下的李白,处处有他自己的影子,甚至他批判杜甫,也含有浓烈的自责意味。

  刘纳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道:“写作《李白与杜甫》的时候,郭沫若也到了该总结人生的年龄。他比以前许多时候都‘清醒’。面对两位古代大诗人的命运,他有所思,有所忆,他当时的真实心境在这本书中有脉络可寻。倘若把《李白与杜甫》看作一本意在讨好邀宠的书,借用郭沫若为李白打抱不平的话来说,那真是‘活天冤枉’。”

  (实习编辑:郭婧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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